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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营镇由原长营乡和朱庄乡合并而成。原长子营乡位于现镇域的北部，旧属东安县（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区），清乾隆年间划入大兴县，1949年属大兴区第五区，1953年建长子营乡。1958年属采育人民公社，1961年建长子营人民公社。1983年撤社复乡。原朱庄乡位于今镇域南部，清代属顺天府大兴县采育巡检司。1948年属大兴县第三区，1949年归大兴县第五区。1953年 建朱庄镇，1956年划归东北台乡。1958年属采育乡（后改人民公社），1974年建朱庄人民公社，1983年改为朱庄乡。2000年长子营乡与朱庄乡合并为长子营镇。

祖为移民，根在山西

元朝末年，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明初，华北大平原上荒草遍野，老百姓流离失所，大部分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社会发展缓慢。

明王朝认识到，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发展下去，对刚刚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十分不利。当时的山西是蒙古贵族名将察罕帖木儿及其义子扩廓帖木儿(俗称王保保)的根据地，他们凭借山河之险，幸免战乱，社会还比较安定。正因为如此，山西生民繁衍日盛，加之大量难民流向山西，那里已是人满为患，究竟怎么办呢？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八月，朝廷的户部郎中刘九皋上奏说：“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明太祖对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史无前例的官方组织的大移民开始了。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先后18次自山西向外移民：从1373年到1417年的44年间，共组织迁民18次之多，约60万人。

尤其是明成祖朱棣(燕王)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又迁都北京，在位21年，从山西移民8次，其中有6次移往北京，且主要采取军事屯垦的方式，动辄万户、数万户。屯垦的农民以地设营。

当时移民，带有很大的强迫性－－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我们的老窝。”当地百姓举家迁移时，扶老携幼的生民哭声震天，其声令人不堪卒听，其状惨不忍睹。有的人遭到押送酷吏的鞭抽脚踢，有的小孩及其父母更遭到官吏的棍棒呵斥，更有甚者是谁不愿意离异故土，就地抄家，逼全家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今天，长子营地区一些生活用语还留有当时大迁徙时的一些痕迹，如：解手、方便、大小便、随便等。当初山西的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开手，我要拉屎尿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方便、大小便，人们就都明白了。

据《洪洞县志》和《增广洪洞县大槐树志》记载。明初，从山西移民，凡是出移的各府州县老百姓，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然后再迁徙各地。因而洪洞县移民不只是洪洞一县，而是山西各地都有。洪洞地处晋南，交通十分方便。洪洞县贾村当时有一古刹广济寺，寺旁有一颗高大的槐树，树冠如巨伞。明王朝在广济寺设局驻员，负责登记、迁散移民事宜。当移民们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曾经养育过他们的这块热土的时候，在最后一瞥中寻找家乡最有纪念意义的标识物时，就只有一棵大槐树了。于是，槐树从此就成了山西移民祖祖辈辈互相传递的“接力棒”，一代一代相传。至今，已经有六百余年。走遍长子营镇的每一个村落，人们会发现，房前屋后，村头地边，都种植有槐树。据传说，这是山西移民带来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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