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汉地以后，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相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佛教，以其讲究无为静虑的佛门说教、谈玄悟空的机锋转语为上层社会、文人学士所钟爱，最终出现所谓儒释道三家鼎立的中国文化格局。但是，我们如果省察佛教对于中国民间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现实影响，首先还是会联想到寺院僧尼晨钟暮鼓、古佛青灯的生活，民间百姓吃斋念佛、布施行善、烧香许愿、超度追荐等俗信活动。佛教的这两种影响自然有它们交会之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却更为明显。我们不妨把产生前一种影响的佛教称作学理型佛教，把产生后一种影响的佛教称作民俗型佛教。本文主要探讨民俗型佛教的形成及其主要特点。
    　　 一、民俗佛教发展的历史阶段
    日本学者中村元曾在《中国佛教发展史》提及二期划分法，把由正值公元10世纪的晚唐、五代推一千年的历程定为中国佛教前期，把北宋以降迄20世纪晚清定为后期。这种分法的依据是因为北宋以后的佛教蜕失了隋唐时期的光彩，是渐次衰落的一千年，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1〕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其实，这种分期法恰好指明中国佛教在五代北宋之际发生了气质上的转变：即从学理型佛教过渡到民俗型佛教。站在学理佛教立场上看，北宋以后佛教义学发展滞缓，谓之衰落实不为过；但是，如果站在民俗佛教立场上看，这后一千年的佛教与中国民间社会血肉相连，难以想象没有佛教的宋元明清社会生活史应当怎样叙述，它对中国人民生活影响之深之巨达到了使人忘记佛教本来面目的地步，在20世纪末的今天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不知道佛教原先是印度宗教。因此，我们绝不应该以“衰落”来描述后一千年佛教史，因为这才是真正影响中国民间社会生活世界的一千年佛教史。不妨把五代北宋之际作为分界线，前一千年佛教属于学理型占主流的时期，同时也是民俗佛教孕育生根的发展阶段；后一千年佛教属于民俗型占主流的时期，是民俗佛教蓬勃发展甚至有些泛滥的阶段；晚清以来有过近代佛教复兴运动，旨在张扬“人间佛教”，可以被粗略地看成是对前二期佛教进行“圆融”（兼容并包）的一种尝试。
    佛教何时传入我国汉族地区，历来聚讼纷纭。一般认为，最迟到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佛教已经传入汉地。《后汉书》记载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託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薄塞桑门之盛馔”〔2〕。 显然，当时汉地不仅有人信奉佛教，而且信奉佛教还被视作德性的表现。
    在传入初期中国佛教实际上已包孕了民俗化倾向，因为佛教之所以能够传入，重要的诱因是东汉社会流行神仙方术、图谶纬书等迷信思想。汉人之所以能够亲近佛教，主要是把它比附于当时那些迷信思想。牟子《理惑论》形容佛是“恍忽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魏书•释老志》叙述汉明帝梦见金人（佛）“项有日光，飞行殿庭”。袁宏《后汉纪》亦称“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群生”。这些佛陀形象容易与传统的神仙联系起来，引发汉人无限的向往与崇信。当时人们深受“方仙道”、 “齐学”〔3〕的思想浸染，把敬佛、供佛当作另一种“神仙祭祀致福之术”〔4 〕，仙佛一并祭祀供奉，楚王刘英、恒帝刘志同时祠黄老奉佛陀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先后经历“格义”、“判教”两个阶段，形成学理佛教不断发展的演进序列。东晋前后般若学盛行，有所谓本无、心无、即色等“六家七宗”，这是用《老子》、《庄子》、《周易》等本土固有思想去理解、传译佛教的“格义”阶段。南北朝时期高僧大德纷纷斥责“格义佛教”，主张遵循原义理解佛典，出现了各派论师，主要有三论师、涅槃师、成实师、地论师等等，逐渐生成判教思想，各自以一定的标准于隋唐时期形成本土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三论、法相唯识、净土、禅宗、律宗、密宗等。这是中国学理型佛教的黄金时代。
    伴随着学理佛教的译注经典、格义判教，民俗佛教得以不断地发展，在民间社会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魏收（506—573）编纂《魏书》时增设《释老志》，反映了北魏时期佛教已获得隆盛的社会声誉，佛教开始介入民间社会。首先根据现存的石窟造像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民俗佛教势力。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公元3世纪， 最晚的可到公元16世纪，在北魏时期臻于鼎盛。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主要凿窟活动均在这一时期。当时“大抵所造者释迦、弥陀、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佛龛或造浮屠……渐成风俗……综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5〕显然，这些官方或者民间的造像基本上出于世俗功利目的， 佛教已开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两宋以后佛教愈加切近民间社会，日益与道教、民间原始信仰相杂，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无法游离的组成部分。明万历年间（1573—1620）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一则趣事：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庙祭典，“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振地，甚有一步一拜者，曰释香庙”。东岳庙属于道教场所，人们却念阿弥陀佛。这从侧面反映出在中国晚期封建社会里民俗佛教已占有重要地位。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如《梦梁录》、《武林旧事》、《夷坚志》、《容斋随笔》、《燕京岁时记》、《帝京岁时纪》、《陔余丛考》、《阅微草堂笔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西游记》、《红楼梦》等宋元明清笔记小说中保留了丰富的民俗佛教资料。目前尚难对此作出详细整理，予以系统说明。这应当是中国民俗佛教最生动、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综观五代北宋前后民俗佛教的两个历史阶段，所谓民俗佛教，是指与学理佛教相对，是影响或组成民间信仰以及民间社会生活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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