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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的概念和特征

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所指为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清代的“汉学”是一个变化、

发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时代和士人的思想、学术差异而有所不同。

  清中期以后,重实证的乾嘉学风渐兴,学者治经多尊信、归依汉儒经说,贬抑宋学,形成“家家

许、郑,人人贾、马”的乾嘉汉学。道咸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清代“汉学”的概念又为之一

变。清末民初,学者多把今、古文经学都纳入汉学范畴。

  清代“汉学”的这种流变,正好反映了清代学术主流的时代特征,也为中国现代学术的萌生、发

展打开了一道闸门。

  清代以来,“汉学”一词使用很广而语义不同。一为彰显于清中期的传统汉学(Han Studies),

相对于宋学而言,偏重考据研究,近代学者多沿用此意;一为18世纪以后产生于欧洲的西方汉学,即

Sinology,本意为中国学,中译时借用了“汉学”一词,内容包括有关中国的历史、学术、文化和社

会等所有研究,不限于考据。清末学者已注意到两者的差异,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日本“所谓‘汉学

重兴’者,乃其国人以中国之学为汉学,非中国之所谓‘汉学’,且亦冀幸之词耳,未知将来如

何?”(《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其后,两者在观念、方法上有所借

鉴和汲取,但并未浑然一体。事实上,传统汉学也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

  汉代经学与宋明理学曾为儒学发展的两个高峰,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范式。清中期以后的学

术主流是汉学,士人治经多归依于汉儒经说,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也呈现出异于前代的学术风

尚。关于“汉学”一词的出现,目前学术界的说法有二:多数论著认为“汉学”一词最早见于惠栋的

《易汉学》;此外,刘师培曾说,康熙年间的臧琳“树汉学以为帜,陈义渊雅”(《清儒得失

论》)。有的论著因此认为臧琳最先把经学研究称作“汉学”。实际上,臧琳和惠栋只是加强了经学

领域“唯汉是好”的趋向。“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而且均指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南宋

刘克庄评论汉、魏学术云:“《易》学有二:数也,理也。汉儒如京房、费直诸人,皆舍章句而谈阴

阳灾异,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当世而少验。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季父

易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他所谓汉学既指西汉之学,又包括东汉郑玄之学,认为“郑

司农区区训诂,不离汉学”(《恕斋读易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宋人所谓“汉

学”多侧重于两汉《易》学。一些学者贬评汉儒以象、数释《易》,而重视王弼以理求《易》,这与

宋代理学背景密切相关。元、明时期,“汉学”不再囿于两汉《易》学,而涉及诸多经学领域。宋末

元初的戴表元提到:“秦祸息,汉学兴,传言者杂”(《天原发微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

他推重西汉之学,认为“儒者欲求汉学,惟齐鲁诸生训注犹近古哉!”(《急就篇注释补遗自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元、明士人的著述中,“汉学”一词流传不绝。

  清代学者逐渐尊信和归依于汉儒经说,“汉学”的价值评判也在实证学风的辉映下发生了根本变

化。康熙年间,士人多以“汉人之说”、“两汉之学”指称汉学,这与当时治经不分汉、宋的氛围相

关。不过,少数学者已明确崇信两汉经学,而排斥宋儒经解,从而推动了清代汉学的兴起。武进臧琳

为诸生30年,生前默默无闻,读经不辍,将心得辑为《经义杂记》30卷。该书无“汉学”之名,却有

鲜明的尊汉抑宋倾向,故有“汉学”之实。他自称“考究诸经,深有取于汉人之说,以为去古未远

也”(《经义杂记》“题记”,卷一)。臧琳的书未刊行,即受到阎若璩的赞誉,称其“深明两汉之

学,既通声音训诂,又雅擅二刘、杨子云之长”(《序》,《经义杂记》“叙录”)。康熙年间,

“汉学”在江南学术圈中不再含有宋儒那样的贬义。乾隆九年,惠栋著成《易汉学》8卷,仍着眼于

《易》学而论汉学,与宋儒的概念不无相似,但《易汉学》既揭橥汉学的旗帜,又明确排斥宋儒经

说,彰显了尊崇汉学的色彩。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归依汉儒经说,“汉学”成为其经学体现。稍后,

戴震为首的皖派兴起,不单纯“唯汉是好”,而强调求是,但吴、皖学者均重视音韵训诂,由考据以

求义理。他们解经、注经多归依于东汉经学,一时形成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

  乾嘉汉学源出于经学,但不限于经学,还包括子、史、文辞方面的考据研究。清末刘师培云:

“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

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

(《近代汉学变迁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9册)这基本揭示了清代汉学的考据学本质,即以

汉儒训诂方法、注书条例以研究群书。梁启超称以吴、皖为中心的乾嘉汉学为“正统派”,“其研究

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

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清代学术概论》)。这些论述揭示了汉学蕴含

的本质属性。

  当然,清代汉学的外延也并非一成不变。乾嘉时期,汉学是指以古文经学为中心的考据研究,其

典型体现是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道光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清代士人的“汉学”概念

有所扩展,今文家与古文家的看法不尽一致。一些今文家认为,西汉今文经学才是“真汉学”。常州

庄氏今文学被乾嘉学者视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而魏源认为,庄氏

“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

集》上册)。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更是以“汉学”专指今文经学,攻击古文经学为“新

学”,从而为维新变法张目。另一方面,清末一些古文家批评道咸以后的今文经学,而视古文经学为

汉学正统。但有的古文家如章太炎虽指斥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今文家,却认为今文经学更接近汉

学本意:“大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

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章氏对“汉学”之名颇持疑议,而将他贬抑的

今文学视为汉学。清末民初,一些学者把今、古文经学纳入汉学范畴。今文家皮锡瑞认为,嘉、道年

间“西汉今文之学”兴起后,“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

别,且皆知今、古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经学历史》,中华书局版)。他推崇今文学派,

视之为汉学正统。其后,经学史家周予同也认为“汉学”应包括西汉今文学和东汉古文学。他说,纪

昀、江藩、阮元等人“所谓‘汉学’是专指东汉古文经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学。这样,不正是截去

经学史的首尾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前序说:‘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

学,乃新学,非汉学也。’这种讥评的话也确有一部分理由。”(《序言》,皮锡瑞《经学历史》)

这种看法带有今文家的倾向,但在清末民初的论著中并不罕见。钱穆曾评论陈澧、康有为所谓“孔门

四科”之说:“东塾不言经世,又以郑、朱并举,不数西汉,仍不脱乾嘉诸儒牢笼,故不免以劝人读

注疏终。康说微近东塾,然舍郑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汉议政易东汉之说经,以经世、义理为孔学两

干,局度恢张,意趣宏括,实较东塾为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实际上,陈澧虽重视

古文经学注疏,但也兼顾义理和经世,只是不像清末今文家那样明显。钱穆代表了现代新儒学的一家

之言,在民国学术界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综上可见,清代的汉学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时代和士人的思想、学术差异而

有所不同。就语源来看,宋元时期的“汉学”一词本来涵盖两汉经学,清末许多学者包括一些古文家

也将今文学归诸汉学。再则,嘉庆以后的今文经学丰富了汉学传统的思想内涵,其中虽有偏差,但程

度不同地传承实证学风。故考察清代汉学既涵盖乾嘉古文经学及其流风余韵,又应包括嘉庆以降的今

文经学。

  清代汉学反映了一代学术主流和趋向,符合清学的基本情形。乾嘉时期,经学盛极,考据子、史

书籍虽然也有成就,但总体上不能与经学比肩,而且一些论著带有“以子证经”或“以史证经”的色

彩,诸子学、史学考据多少有点经学“附庸”的意味。至道咸以后,考据子书、史地的成就和地位更

为凸显。倘若从宽泛的汉学范畴来说,则包括考据子、史在内的汉学至清末仍显勃勃生机,并无衰退

之象。即使在经学领域,晚清汉学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大致说来,乾隆年间的重要学者惠栋、戴震、钱大昕、江声、卢文弨等人都崇尚考据,多注重开

宗立派,建立学术壁垒。今文家庄存与、孔广森等人也偏重考据和专精。嘉庆初年以后,新一代汉学

家如凌廷堪、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人反思汉学积弊,治学领域有所扩展,大多趋于博通。其次,嘉

道年间,汉学群体兼采宋学或讲求义理的倾向有所发展,逐渐成为学术主流,焦循、阮元尤为其中代

表。再则,自嘉庆初年以后,士人的经世意识迅速传播,在学术上兼顾或讲求经世致用的汉学家有所

增加,汉学逐渐走向经世致用。这些均为清代学术的重要转变,也是清末学术巨变的基础。

  道光以后,汉学既承续乾嘉学派,又独具特色,其学术内容、价值取向及学术格局都较之以前有

所变化,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且影响后世的学术精神。它们成为清季多数汉学家或考据家的学术共

性,其主要内容是:一、经乾嘉学者弘扬的以求真为基础的实证学风;二、嘉庆以后不悖求真而又注

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三、以调和汉宋、融合中西为标志的调适精神;四、以清末学术多元化为标

志的民主性。这些传统在乾嘉之际已露端倪,至清末而更趋成熟和彰显。五四之后,这些传统因时发

展,成为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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